在众星闪烁的唐初诗坛，声震朝野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被世人合称“沈宋”。《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云：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他们在志骄意满时，曾写有深受皇家喜爱的应制诗，但就其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还能直面险恶的仕途和惨淡的人生，抒发郁积胸中的块垒和悲愤，铺写出字字锦绣的诗句，使初唐诗歌由狭隘的宫廷生活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体裁也由歌行杂体完成向诗歌格律化的转变，并最终形成“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格律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沈佺期、宋之问其人、其诗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还其历史本位。
一
沈佺期(6567～714年)，字云卿，相州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关于其生卒年，两《唐书》本传仅云“开元初年”，均无具体记载，于是众说迭起。闻一多《唐诗大系》判为“6567—714年”：刘开扬《唐诗通论》定其卒年为“开元元年”(713)；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从两《唐书》卒于“开元初年”之说；谭优学《沈佺期行年考》云：“闻一多《唐诗大系》疑沈卒于开元四年(714)。”今检“闻氏大系”只以公历标明，全无“开元四年”字样，将公元714年换算成“开元四年”，实为换算者之误造成的后果，应排除此说。那么，沈佺期卒年尚有三说：开元初卒；开元元年；开元二年。
据《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坛》云：“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侍考其词含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册府元龟》卷五六九《掌礼部•作乐五》所载与此略有异同：“玄宗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公卿士已下凡三百篇，请付太常寺，其间词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上述所谓“龙池乐章”，适见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共录存《享龙池乐章》十首，其三即为“太府少卿沈佺期”之作。由此推知开元二年闰二月至六月之间，沈佺期尚在“太府少卿”任上，故谓卒于“开元元年”之说，未安。
又据苏翅《授沈佺期太子少詹事制》：“正议大夫太府少卿昭文馆学士上柱国吴兴开国男沈佺期……可太子少詹事”(见《全唐文》卷二五二)。两《唐书》以传谓“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旧唐书》无“少”字)，开元初卒”。这说明沈佺期继中书舍人、太府少卿之后，又任太子少詹事，其具体时间应在开元二年六月之后，故其卒年在其后至开元三年之间的一段时期，故闻一多先生判定其卒年为开元二年(714)，大体可信。
沈佺期，唐高宗上元二年 (675)进士，曾授协律郎、通事舍人。武周圣历年间，参予修撰《三教珠英》，“大足元年(701) 十一月十二日撰成一千三百卷，上之” (参见《唐会要》卷三六)。崔融又集三教珠英学士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已佚。敦煌遗书斯二七一七存《珠英集》残卷，内载沈佺期诗十首(又见《全唐诗》)。后转为考功员外郎，不惜背离李唐，攀附武氏，成为趋炎附势的御用文人，除写下“我后光天德，垂衣文教成”之类奉诏应制诗外。还为武氏诸王用事于朝，歌功颂德，当其行亲迎礼时，赋《花烛行》以美之(见《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崇训传》)；产男满月之际，亦赋诗美之(《旧唐书》卷一八三《武延秀传》)，故被人以为不耻。长安四年(704)以“考功受赇下狱”，因依武后宠臣张易之兄弟，不久获释。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张伏诛，坐赃贿流配？州(广西、越南之间)。稍迁台州(浙江临海县)录事参军。
景龙二年(708)后，授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累迁中书禽人、太府少卿、太子少詹事等职。有集十卷，惜已佚，现清影抄宋蜀刻本《沈云卿文集》五卷，明正德王廷相刻本《沈佺期诗集》七卷，以及四卷、三卷、二卷、一卷等刊本。
在诗歌创作上，沈佺期虽善于写作形式华丽、对仗工巧的应制诗，但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几无可取之处。长期以来为人称道的主要是描摹征戍贬谪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作。首先，由于诗人对唐初连年不断的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怀有不满的情绪，一些以征戍闺怨为题材的诗作往往写得真挚感人。如云：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裹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三首》之三)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粱。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上述两首诗虽然同样以征戍闺怨为主旨，但前者意在期盼良将出现一举夺取龙城，结束令人困扰的战争，明显地具有反战情绪，言短意长，含蕴无尽。后者更着重于抒发闺中少妇的怨思怅望，在寒砧声声、落叶飘零的秋夜，怀念十年不归的戍客，委婉缠绵，幽思无限。
其次，沈佺期在官场失意，政治上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也写下一些较好的诗作。当他因考功赃贿，被捕下狱时，直以激烈率真的诗句为自己辩解：“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被弹》)；“我无毫发瑕，苦心怀冰雪”(《枉系》)。真诚地期望圣主为之申雪冤枉：“圣旨垂明德，冤囚岂滥诛”(《移禁司刑》)。尤其是《被弹》诗中有关封建法吏的横暴和狱囚痛苦的描写，若非亲身经历者实难写得如此真切：“劾吏何咆哮，晨夜闻扦扶。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怀痛不见伸，抱冤竟难悉。穷囚多垢腻，愁坐饶虮虱。三日惟一饭，两旬不再栉。是时盛夏中，嗅吓多瘵疾。”
沈佺期流配？州途中，通过《岭表逢寒食》、《入鬼门关》、《初达？州》、《题椰子树》、《？州南亭夜望》等诗篇，比较生动地描绘出亲身目睹的奇异景观，借以抒发郁积胸中的苦况：“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合，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入鬼门关》)水行儋耳国，陆行雕题薮。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夜则忍饥卧，朝则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初达？州》)在另外一些诗篇里则又把个人的惆怅难寐和心存魏阙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夜宿七盘岭》云：
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云：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儿群。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已不再是奉和应制诗中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喜庆祥和景象，而是一片饱含孤独和浸透离愁的异地风光，字里行间充满着写景抒情、情融景中的艺术效果，从而深刻地表现出由受宠诗人一变而为流配罪官的强烈感情反差，又何啻天壤之别。沈佺期诗歌创作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
二
宋之问(? 712年)，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河南灵宝)人。《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谓“汾州人”，《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诗纪事》、《文献通考》、《唐才子传》等从其说。宋之问《祭杨盈川文》自称“维大周某年月日，西河宋某谨以清酌脯羞之奠，敬祭于杨子之灵”(《全唐文》卷二四一)；陈子昂《昭夷子赵氏碑》亦云：“洛州参军西河宋之问”(《陈子昂集》卷五)，均称“西河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汾州条”云：汾州“秦属太原郡。汉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隋大业三年废汾州，还于湿城置西河郡。皇朝初改为浩州。武德三年又改浩州为汾州。”《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汾州”条云：“隋西河郡”，武德元年“以西河郡为浩州。三年，改浩州为汾州。”《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河东道汾州”条亦云：“汾州西河郡，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由此说明自汉以来的汾州就是西河郡宋之问自称“西河宋某”，陈子昂谓“西河宋之问”，皆是以郡望言之，其籍贯为汾州，当无疑议。而《旧唐书》卷一九○《宋之问传》称为“虢州弘农人”，显未为当。
宋之问的生年，两《唐书》本传及其他相关著作均失载。闻一多《唐诗大系》拟为公元 656年，又施问号，表示未能确定。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开扬《唐诗通论》从闻说，惜未详考。传璇琮据《唐才子传》卷一和《登科记考》卷二所载宋之问为“上元二年(675)进士”，并推论“唐时进士登第，以年龄之较年轻者计算，至少当为20岁”，“则宋之问的生年应在656年或稍前，丽不可能在此之后。［1］此外，有人推算“宋之问生年应当是671年”，［2］则距其675年登第，只有五年，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有人认为宋之问的生年“约为贞观十五年(641)至二十年之间”，［3］亦属推论之词，难以确考。 宋之问于上元二年登第进士后，久未得官。武周天授元年(690)，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后授洛州参军，置陆浑山庄以自怡。累转尚方监丞。久视元年 (700)，武则天宠臣张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旧唐书》卷七八《张易之传》)。宋之问破选为左奉宸内供奉，倾心媚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宫廷又学的侍从之臣，曾参与撰修《三教珠英》。还同阎朝隐一起为张氏兄弟捉刀代赋。《新唐书》宋之问本传谓：“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旧唐书》卷一九○《阎朝隐传》云：“张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旧唐书》卷七八《张昌宗传》亦云：“易之、昌宗皆粗能属文，如应诏和诗，则宋之问、阎朝隐为之代作。”并可佐证。《新唐书》宋之问本传甚至还记载“至为易之奉溺器”，适可见其无耻之尤。
宋之问倾附武氏之际，尝得扈从游宴，写下不少应制诗，其中最著名的是《龙门应制》。据刘悚《隋唐嘉话》卷下所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又见《唐诗纪事》卷十一)。两《唐书》宋之问本传亦载此事，说明诗人奉诏应制之作，深得武后的赏识。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张易之、张昌宗伏诛。宋之问等二张窜逐，被贬为泷州(广东罗定)参军，写有《入泷州江》诗，内云：“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似已抵达泷州贬所。次年春，逃归洛阳，匿于张仲之家。当此之际，武三思专权任势，“丞浊王室”，驸马都尉王同皎与张仲之谋诛武氏，宋之问与弟之逊预得其谋，令之逊子昙密告三思，［4］王同皎、张仲之获罪，起宋之问为鸿胪主簿，深为义士所讥，天下丑其行。
景龙二年(708)，宋之问转考功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再次成为宫廷文学侍臣，写下不少应制诗。其时，又因谄事干预朝政的太平公主，始得迁官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见《新唐书》宋之问本传)。唐睿宗景云元年 (710)六月，“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坐附韦、武，皆流岭表”(见《资治通鉴》卷二。九)。《新唐书》本传谓“流配钦州”，“赐死桂州”，未言及死于何时。《旧唐书》本传则谓：“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贬所。”先天，乃唐玄宗年号，元年为公元712，次年改元为开元，那么，宋之问的赐死时间为712至713年之间。另据《旧唐书》卷一八六下《周利贞传》载，先天元年(712)，周利贞为广州都督，“无何玄宗正位，利贞与薛季昶、宋之问同赐死于桂州驿”。就时间而言，宋之问与周利贞均死在“玄宗正位” 之时．而玄宗正位后，即改元先天，故可证宋之问死于先天元年，当属可信。至于死在何地，是贬所，是桂州，还是桂州驿?从宋之问沿途写有《下桂江龙目滩》、《下桂江县黎壁》、《发滕州》、《经梧州》等诗来看，不难说明宋之问还是奉诏由桂江乘船前往钦州贬所，故“赐死于徙所”之说，不虚矣。有文集十卷，已佚。今存明刻张燮辑本《宋学士集》九卷，清抄本《宋考功集》十卷，以及《宋之问》二卷、一卷本等。《全唐诗》存诗三卷。《全唐文》存文二卷。
纵观宋之问一生，除在陆浑山庄、蓝田山庄有过闲适自在的生活外，绝大部分时间则奔波于仕途，浮沉在宦海之中，或为宫廷文学侍臣，或沦为罪犯囚徒，或卖友求荣，或趋炎附势，终因狡险盈恶，諂事权贵，为士林不耻。故本传谓“深为义士所讥”(《旧唐书》)，“天下丑其行”(《新唐书》)。正因其人品之卑污往往直接影响对他诗歌创作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不过，由于宋之问在诗歌创作上的丰富艺术实践，特别是对律诗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其功绩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作为宫廷诗人的宋之问，写有数量颇多的应制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龙门应制》和《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前者得到武后的嘉赏，有“夺锦袍衣之”的殊荣；后者因诗末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句，受到唐中宗的赞许，被誉为“犹涉健举”之作，列在沈佺期诗之上。[5]一时传为诗坛佳话，足见宋之问的应制诗还是颇有影响的。
当宋之问由受宠诗人一变而为被贬谪的罪官时，人生道路陡然发生巨大的转折，思想感情也必然形成强烈的反差，几乎彻底改变诗人的创作方向。“言为心声”，只有经过痛楚与艰辛的考验，才能写下一些真切感人的诗篇。首先，宋之问在先后两次流徒岭外的过程，写有《初宿淮口》、《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初至崖口》等为人们长期传诵的诗作，不仅客观而又真实地描摩出各地山山水水的绮丽景色和殊异风情：
“崖口众山断，嵚崟耸天壁。气冲落日红，影入春潭碧。锦绩织苔藓，丹青画松石。水禽泛容与，岩花飞的？。”(《初至崖口》）“薜荔摇青气，桄榔翳碧苔。桂香多露襄，石响细泉回。抱叶玄猿啸，衔花翡翠来。”(《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由于诗人心境不同，身处异地他乡，感慨兴叹，不时流露出思国怀乡的无限眷恋之情。如《题大庾岭北驿》云：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古人以为大庾岭是南北方的分界线，北雁南飞至此也要转回，而诗人贬谪至此却不得不过岭南行，未卜归期何日?一股感伤失望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全诗虽未着一“愁”字，而人们感受到的却是愁肠满怀，悱恻缠绵。“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唯余望乡泪，更染竹成斑”(《晚泊湘江》)。“鬓发俄成素，丹心己作灰。何当首归路，行剪故园莱”(《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等诗句，则又把诗人怀念乡土和期盼归路的忧伤表现得深切感人。而当他由岭南逃归，临近家园之际，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切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五绝《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全诗语句平易凝练，含蓄有味，把一位被贬居遐荒，音书久断，丝毫不了解家乡真实情况，在即将到达家乡之际，愈加担心亲人安危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极其真切急迫，耐人寻味。
其次，宋之问在陆浑、蓝田置有山庄，当他休沐其中过着悠然自适的田园生活时，尚能摆脱喧嚣的尘世纷扰，写下一些诸如《寒食还陆浑别业》、《初到陆浑山庄》、《陆浑山庄》、《蓝田山庄》、《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等诗篇，亦不失为田园山水诗之佳作，如《陆浑山庄》云：
归来物外情，负杖阅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吾乐，无然愧此生。
诗人俨然以世外高人的面目出现，以一种绘景状物的写实手法描摹出超然物外，回归自然的美好意境，借以表达淡泊世情和闲适自得的隐者情怀。“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蓝田山庄》)；“鱼乐偏寻藻，人闲屡采薇。丘中无俗事，身世两相连”(《春日山庄》)；“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曲太平人”(《寒食还陆浑别业》等诗句，进一步表现诗人徜徉田园山水，寻求超凡脱俗的诗歌风格，已开王孟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的先河。
此外，宋之问的送别赠答诗也写得情笃意真，十分感人，如《送别杜审言》诗云：“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全诗遣词用字，通俗畅达；引用典故，妥帖工稳；寄托情思，委婉沉厚；感怀兴欢，热切难忘，已初步摆脱应制诗的繁缛雕饰的文风，充分显示诗人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
三
从沈佺期、宋之问的创作实践上看，不仅艺术风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为初唐诗歌的发展和律诗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得到很高的评价。“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沈宋为有唐律之龟鉴，情多兴远，语丽为多，真射雕手”(皎然《诗式》)。《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赞》亦云：“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俭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研习。”均无可辩驳地说明沈宋诗歌创作不仅使律诗的发展走上定型化的轨道，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的格律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如何具体评价沈宋诗歌及其各自达到的艺术成就，虽曾被誉为“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序》)，或者“沈宋比肩 ”(《新唐书》宋之问本传)之称。然究其实，宋之问的名气更大一些，张说云：“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旧唐书》卷一九。上《杨炯传》) 即使在奉和应制诗的创作上，沈俭期也有过心悦诚服，“不敢复争”(见《唐诗纪事》卷三)。明代胡应麟曾评日：“沈七律高华胜宋，宋五言排律，精硕过沈。” 又日：“沈、宋本自并驱，然沈视宋稍偏枯，宋视沈较缜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诗薮》内编卷四)胡氏品评似较公允。不过，就沈宋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艺术特色尤其是五七言律诗的定型化而言，还是同大于异，有着难分颉颃的共同特点。
首先表现在诗歌的规律化。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律诗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远在晋宋时代，潘岳、陆机、谢灵运等人的诗歌创作已日趋排偶化，为了总结这方面的创作经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有“四对”(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齐梁以来，沈约倡导的“四声”，又为诗歌声韵的格律化铺平道路。唐初，上官仪所主张的“六对”、“八对”，益加精细缜密。到沈宋时，他们在充分吸取前人诗律理论的基础上，并以丰富的艺术实践，使诗歌创作日臻格律化、定型化，逐步把五七言律诗的发展推向鼎盛时期。沈宋的律诗创作不仅从押韵、平仄、对仗、格式等方面提出严格的限制和要求，而且具体运用到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并提供出色的范例。如沈俭期《被试出塞》诗云：
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阳云拂旆旌。饥鸟啼旧垒，疲马恋空城。辛苦皋兰北，胡霜损汉兵。
宋之问《和赵员外桂阳桥遇佳人》诗云：
江雨朝飞浥细尘，阳桥花雨不胜春。金鞍白马来从赵，玉面红妆本姓秦。妒女犹怜镜中发，侍儿堪感路傍人。荡舟为乐非吾事，自叹空闺梦寐频。
此外，沈俭期《朝发平昌岛》、《喜赦》，宋之问《过蛮洞》、《寒食江州满塘驿》等诗作，既能严格遵循“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诗律要求，又能以对仗工整的语言刻画出变幻多姿、浑厚清远的诗歌意境，充分展示诗人工于律诗的艺术才华。明王士祯曾誉之为“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艺苑卮言》)，充分表明沈宋无愧为唐代律诗的佼佼者。
其次，沈宋诗歌在创作方法上的主要特色，是善于通过写景创造出清新淡远的艺术氛围，使人在流光溢彩的自然景观中得到美的享受。如描写一年之中四季变迁的不同气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春天萌发着勃勃的生机，恰是春意盎然：“杨条千条花欲绽，蒲萄百丈藤初萦”(沈俭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泾水桥南柳初黄，杜陵城北花欲满”(宋之问《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夏时充满着历历的晴辉，忽又雷雨阵阵：“空蒙朝气和，窈窕夕阳开。流涧含轻雨，虚岩应薄雷”(沈俭期《岳馆》)；“高岭逼星河，乘舆此日过。野含时雨润，山杂夏云多”(宋之问《夏日仙萼亭应制》)。秋季蕴含着脉脉的神韵，煞是金秋送爽：“岁杪应流火，天高云物薄。金风吹绿梢，玉露洗红箨”(沈佺期《自昌乐郡泝流至白石岭下行人郴州》)；“山形无隐霁，野色偏璧秋。荷覆香泉密，藤缘宝树幽”(宋之问《秋晚游普耀寺》)。冬日素裹着皑皑的银装，别是一番惹人的惊喜：“洒瑞天庭里，惊春御苑中。氛氲生浩气，飒沓舞回风”(沈俭期《奉和洛阳玩雪应制》)；“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宋之问《苑中遇雪应制》)。诗人分别抓住不同季节的时序和自然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令人流连：忘返。
当沈宋以待罪之身被发配岭南时，他们又同样以写真的手法如实地铺写沿途所见奇妙殊异的自然景色，亦尽得山山水水之风流：如写水路的奔腾浩渺，势不可测：“北流自南泻，群峰回众壑。驰波如电腾，激石似雷鸣”(沈俭期《自昌乐郡泝流至白石岭下行人郴州》)；“伏湍煦潜石，瀑水生轮风。流水无昼夜，喷薄龙门中。潭水势不测，藻葩垂彩虹”(《沈佺期《过蜀龙门》）；“吼沫跳急浪，合流环峻滩。敲离出漩划，缭绕避涡盘。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难”(宋之问《下桂江县黎壁》)。一旦舍舟登岸，攀行在崎岖的山道，周围的景物忽又变得突兀峻险，造化无穷：“泊舟问耆老，遥指孤山云。孤山郴郡北，不与众山群。重崖下萦映，嶛峣上纠纷。碧峰泉附落，红树壁间分”(沈佺期《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越领千重合，蛮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宋之问《过蛮洞》)。当他们亲临岭南，目睹异乡风物之时，展现在诗篇内已不再是故园的物华，楼台的翠微，而是瘴厉弥漫，炎云喷薄：“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炎热连晓夕，瘴疠满冬秋”(沈佺期《三日独坐？州思忆旧游》)；“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跃时能啸，鸢飞莫敢鸣”(宋之问《入泷州江》)。由于沈宋经历相近，感情相通，故而他们才能创作出如此相类的写景诗。
然而，当沈宋处在不同环境时，由于心绪各异，诗人笔下描墓的自然景观却又有着各不相同的个性特色。如沈俭期创作的《骢马》、《陇头水》、《关山月》、《塞北》等反映边地生活的边塞诗，不时涌现出追风蹈月、气象雄浑的诗句：“朔风吹汗漫，飘砾洒轒韫。海气如秋雨，边烽似夏云”(《塞北二首》之一)；“汉月生辽海，艟胧出半晖。将军听晓角，战马欲南归” (《关山月》)。由于宋之问缺乏边塞生活的考验，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诗章。不过宋氏创作的某些田园诗，亦不乏精妙绝伦的诗句：“泉晚更幽咽，云秋尚嵯峨。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别之望后独宿蓝田山庄》)；“是日蒙雨晴，返景入岩谷。幂幂涧畔草，青青山下木”(《温泉庄卧病奇杨七炯》)。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崭露出沈宋擅长写景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为边塞诗田园诗的繁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初唐一首灵隐寺诗作者的再探索——兼考骆宾王宋之问的生年》，《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l期。
［3］《宋之问生平事迹考辨，(贲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4］《旧唐书》卷一三三《王同皎传》谓“同谋人抚州司仓冉祖雍，具以其计密告三思”。
［5］《唐诗纪事》卷三：“中宗正月晦口，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届……及阙其评日：二诗工力悉敞。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观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猫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